中国对外投资增速很快，但存量仅占全球的3.4%。

境外并购对我国企业加快供给侧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完成并购只是开始，提高并购后的企业整合能力才是关键。

海尔集团并购通用电气公司家电业务，中联重科拟收购美国起重机生产商特雷克斯公司，万达集团并购美国传奇影业，美的集团拟收购东芝所持白色家电业务80.1%股权，三峡集团收购巴西两家水电站30年特许经营权……今年以来的这些并购消息，无论已签约或只是初步意向，都让中国企业站在了国际舆论的“潮头”。

外媒援引一组数据称，今年一季度，中国境外并购交易规模达1130亿美元。这一数字不仅超过该媒体所统计的2014年全年总额，而且接近2015年创纪录的1210亿美元水平。为此，甚至得出结论——中国分明在“买断全球”！

事实果真如此吗？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在解读这一数据时说，从正式公布的数据看，一季度中国境外并购实际交易额是165.6亿美元，这个数据和一些媒体报道的差距很大。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出入？沈丹阳认为，这和个别媒体“博眼球”有关，“要么是所报道的大部分项目还处于商业磋商阶段，要么还需要通过国内相关政府部门的安全审查，离项目能否交割还有很大距离。把正在谈、正在磋商的和其他一些不准确的数据都混在一起，从而得出一个很大的数据。”

据商务部统计，2015年，中国企业境外并购的金额是401亿美元。今年一季度，中国企业境外并购实际交易金额165.6亿美元，继续保持较快增长态势。沈丹阳认为，中国企业境外并购规模和增长速度总体上看是正常、合理的，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与此同时，并购给投资东道国带来的好处也显而易见。比如，万达收购美国AMC院线之前，该企业已经连续3年亏损，被万达收购后，当年就实现了盈利，第二年在美国纽约股票交易所成功上市，一次性为美国创造了1100多个新的就业岗位。

“希望各国能够客观、公正地看待中国企业的境外并购，对这种正常的商业行为给予公平待遇，并为其创造合理、透明的经营环境。”沈丹阳说。

商务部合作司司长周柳军表示，按照国际经验，我们的人均GDP水平已经接近8000美元，应该进入到国际投资流出大于流入的阶段。2014年和2015年我国双向投资已经基本平衡，说明现阶段我国对外投资的发展符合国际惯例。与此同时，并购并不只是中国对外并购大幅度增长，中国企业在国内的其他并购也是迅速增长的；外资对华并购也是大幅度增长的，一季度外资在华并购实现了24.5%的同比增长。

在周柳军看来，尽管中国企业境外并购规模已经比10年前扩大了十几倍，但毕竟中国对外投资还处于初始发展阶段。中国对外投资存量仅占全球的3.4%，不仅低于美国的24.4%，也远低于英国、德国、法国、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同样，中国企业境外并购也处在起步阶段，2015年中国境外并购交易金额虽大幅度上升，但仅占全球境外并购金额的6.2%，离“买断全球”还差太远。

20世纪80年代，日本企业也曾大举进行境外并购。但在那轮并购潮中，很多企业以失败告终，不得不变卖海外资产，教训惨痛。而如今，外媒在夸大中国企业境外并购规模的同时，也包含着中国正在重蹈日本覆辙的隐喻。但是，事实果真如此吗？

受益于国际产能合作和“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我国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投资增长较快，重点项目亮点突出。一季度，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投资35.9亿美元，同比增长40.2%。

“特别是今年3月，中广核以23亿美元成功获得马来西亚埃德拉公司下属电力公司股权及新项目开发权，将‘一带一路’相关5国13个清洁能源项目收入囊中。”周柳军说，国际产能合作态势也很好。一季度流向制造业54亿美元，同比增长125.9%，特别是对装备制造业的投资为26.5亿美元，同比增长176%。此外，在长江经济带战略下，沿线省市对外投资增长了2.1倍，占全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38.5%，推动效果很明显。

在商务部研究院对外投资合作研究所副主任金锐看来，当下中国境外并购的国内外环境是完全不同的。“日本当时所处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与现在不一样，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情况以及在国际产业链上的地位、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关系也不相同。”

“日本当年境外并购铺开之后，到后期亏损比较严重，这跟日本当时国内经济严重的泡沫化有关。并购后这些母公司要变现偿还一些债务，贱卖原来并购的一些资产，这是内外因素的交织导致的。”金锐还表示，日本当年的并购有我们应当吸取的经验和教训，但实际上，中国现在的并购刚刚起步，规模和阶段还远远没有达到当年日本的情况。

在业内人士看来，我国企业境外并购是以满足国内生产需求为导向的，也是我国企业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能力增强的必然结果。周柳军说，这些并购对我国企业提升供给链地位、服务转型升级、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世界各国企业互利共赢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境外并购呈现出的特点良好，比如行业结构不断优化；并购区域相对集中，主要集中在欧洲和北美；并购融资模式日益多元；主体力量显著变化，2015年民营企业占到75.6%。”周柳军说，需要特别强调的一点是，我们企业在境外并购的过程当中，利用融资平台的能力大大提升。一季度的并购金额中，境外融资占34%，就是说，并购资金并不全是从国内拿出去的。

沈丹阳认为，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境外并购已经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高水平参与国际分工合作的一种重要方式，对提升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服务国内经济转型升级，深化中国与世界各国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国外一项咨询机构的评价认为，中国企业境外并购的成功率不超过50%，海外矿业收购的失败率更是超过80%。但在商务部研究院原院长霍建国看来，判断并购是否成功应该看综合效益，资产负债表上的损益并非衡量境外并购成功与否的标准。

霍建国认为，鉴于中国国内目前正处于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从企业发展的需要看，企业通过海外并购可以实现综合提升。通过并购，中国企业可以继承并沿用原有的销售渠道和网络，可以学习掌握原有企业的产品研发技术和管理水平，可以和国内发展深度融合，可以直接进入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有利于改变我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被动的竞争地位。

近年来，中国企业通过境外并购获得设计、研发、营销、服务等高端生产要素，逐步提高了在全球价值链、产业链、物流链中的地位。例如，吉利汽车通过收购瑞典沃尔沃轿车项目，不仅获得了高素质的汽车研发团队和研发设施，也为国内主体提供了技术储备。通过并购后数年深耕，吉利去年推出的博瑞轿车，赢得了市场的广泛认可，成为进入国内中级轿车销量前十的自主品牌。

当然，并购的风险也不容忽视。沈丹阳说，近年来，中国企业境外并购的行业结构不断优化，民营企业已经成为“主力军”，融资模式日趋多元，但由于并购区域相对集中，应对国外政策障碍和文化差异的经验、人才不足，加上并购能力有待加强等原因，确实面临着潜在的国外市场风险。

“我国企业境外并购刚刚起步，还处在初始阶段。因此，我们也在引导企业慎重决策、趋利避害，要按照提升自己产业链、价值链的高度来布局并购战略。”周柳军说。

霍建国建议，中国企业一旦决定参与海外投资并购项目，必须得有统筹考虑，首先要有明确的发展思路，把握好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和经营主业。在进入市场前，应制定详尽的产品战略和市场战略，并经过充分论证。在具体项目启动前，一定要做好可行性研究报告，特别是针对服务领域的投资，要把握好经营理念和商业模式。

“完成并购只是一个开始，提高并购后的企业整合能力才是关键。”霍建国表示，深度整合是极其复杂的工程，企业如果过不了这一关，就无法有效发挥并购企业的潜在能力，甚至还会被其拖累。

 来源：光明日报